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便利，也为传统制售假犯罪提供了更多的隐蔽作案、分工流窜的条件。今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提出建议，要加大对假货源头的治理，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据了解，这是朱征夫第二年提出“打假”提案。

朱征夫认为，制售假入刑门槛高，导致制售假犯罪成本低，累犯、再犯现象凸显。现行刑法对假冒注册商标罪、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规定的最高的法定刑档为三到七年。这一法定刑档从97刑法开始沿用至今，经过了20多年的经济发展，制售假犯罪的收益也随之增长，可以本法条未曾有修改。“立法滞后，制假售假犯罪成本低，犯罪收益远高于犯罪成本。”朱征夫说，以当前我国最大的电商平台阿里巴巴为例，2017年，阿里巴巴共排查出4495条销售额远超过起刑点的制售假线索，最终能够依据现有法规进行刑事打击的为469例，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判缓期执行的比例高达79%。

此外，随着互联网的发达，制售假团伙跨国境跨平台流窜现象日趋严重，一些制售假分子开始向微信朋友圈、微商等多个社交平台和电商平台转移，还有人甚至搭建了海外网站，通过国外社交平台引流售假。但在刑法关于假冒注册商标罪的规定中，定罪量刑的标准均是以非法经营额或违法所得为唯一的依据。而目前社交平台售假的监管滞后会造成定罪量刑难，线上线下供应渠道多发也会带来的刑事电子证据认定难等问题。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升级的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假货已经成为作为新经济建设的毒瘤。对此，朱征夫建议，必须加大对假货源头的治理，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推动制假行为直接入刑。

上个月，为了解当前假货源头在线下的流通情况，朱征夫和全国人大代表卢馨、米雪梅以及全国政协委员蒋洪峰一起暗访了去年因某明星买假包而大火的广州白云皮具城。朱征夫用“惊心动魄”形容假货产业给他带来的震撼。

白云皮具城是广州一处有15年经营历史的商场，经营面积一万六千余平方米，其中1到4层是商铺，5到11层是展贸式写字楼。四位代表委员在距离皮具城不远处下车，几百米的距离就有数十位“拉客仔”在游荡。在经过四五道眼神手势的“把关”之后，朱征夫一行被“拉客仔”带入写字楼5到11层的区域，这里看起来像是写字楼的格子间，但推门进入之后才发现都是假货的隐蔽销售区。

在销售区，朱征夫看到了整面墙摆放的假冒LV、GUCCI、Coach等国际名牌箱包，其正品专柜价格数千至上万元不等，而在这里单件商品只需要100至800元，且足以以假乱真。他还见证了一笔“国际交易”的诞生，几位黑皮肤的外国友人，在翻译的带领下结完账，将包包装在黑色袋子里直接背走。

“假货的源头不在线上，而是在线下。”朱征夫说，线下假货的问题必然蔓延到线上，“这是整个社会怎么构建诚信体系的问题，要对假货人人喊打”。